要想怎样解释孔子及儒家就怎样解释了

日期:2020-02-14编辑作者:中古史

任何学术问题都存在一个概念再阐述的问题。甚至为此产生过一门专门的学问,叫“阐释学”或者叫“诠释学”,是一个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哲学技术。

任何学术问题都存在一个概念再阐述的问题。甚至为此产生过一门专门的学问,叫“阐释学”或者叫“诠释学”,是一个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哲学技术。它是用来描述作为诠释理论并根据文本本身来了解文本用的。在英国剑桥曾经有一门专门逻辑释义分析哲学,其代表性人物是罗素、维特根斯坦等等这些顶级智慧人物。但是,他们的分析不仅要以文本为依据,而且要特别讲究逻辑与相关的学术背景依据。解释过程是一门高超的技术活,严格的逻辑训练与分析研究能力是少不了的。

但是,像儒学这样高度重视解释权的情况还是极少见的。一本《论语》已经弄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个版本,更为要命的是,已经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种解释本。不同的解释本,有时有天壤云泥之别。有时同样一句话,解释起来甚至是完全相反的。我记得台湾的儒家学者、着名教授傅佩荣先生曾经有过一篇文章叫《重新把孔子的解释权拿回来》当时我读了就感觉好笑。儒学的生命力似乎就在于解释权,谁拿到这个解释权,谁就占据了上风,学理什么的是不重要的,重要的是“权”。如果你能够像刚刚故去的北大的汤一介老先生那样弄个“中华孔子学会会长”的头衔,那无论怎样解释都是有理的。其他儒生只剩余点头哈腰,连声称“是”的份了。尽管他在“文革”期间曾经积极主动地参加了“梁效”写作班子,他撰文将孔子称为“孔老二”,并把孔子的一切言论都贬得一钱不值。但是,这并不妨碍汤先生重新解释孔子及其学说,并且依仗着其先父的儒学名望、家学渊源以及北大的老牌子,硬是在“文革”之后再次把孔子的解释权又拿了回来,而且这次终于修成了正果。“文革”时的“梁效”写作班子,汤一介先生那时只是四十出头,完全属于后生辈小子一个,与当时年近八十的冯友兰等老先生相比,实在是显得太嫩了,所以,那次批孔运动中,汤一介先生显然没有拿到什么重要的解释权,一直只是跟在人家后面骂骂孔子而已。“文革”后中国重新尊孔崇儒,这次算是真正成功地夺回了解释孔子大权,坐上了大位。要想怎样解释孔子及儒家就怎样解释了。这简直是历史性笑话。

其实,这本身就是很有问题的。我没有听谁说要把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的解释权拿回来,因为但凡一门真正的有逻辑、有概念,有理性的学问,其研究的大门都是向任何人开放的。其话语的权威性来自于扎实的研究、强大的逻辑性、严格的实验数据与新的发现。谁掌握了这些,无论是谁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释权,而且谁更有说服力,也主要是看谁提供的证据更经得住检验,数据更为准确,逻辑性更为严密。不存在什么把“解释权拿回来”的问题。在西方学术界也没有听说过把“苏格拉底”或者“柏拉图”的解释权拿来的问题。确实无论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都存在重新解释的问题,但是,这个权力也是学术研究力,谁研究的深刻,掌握的资料丰富,解释的逻辑性强,谁具有新的发现,谁就能够自然拥有更多的解释权。

特别重视解释权的是什么呢?比如古代的巫师、星相师,他们特别注重解释权,因为,他们要解释的现象,常常是无法验证的,因此,怎么解释本身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他们的解释权,他们处于什么位置上直接影响到他对某一现象的解释力。

儒学为什么特别重视对孔子的解释权?主要是因为孔子自己留下的东西特别地少,留下解释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。因为孔子一生主张“述而不作,信而好古”,自然没有留下什么东西,而留下的所谓“子曰”之类,其实都是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的转述,非孔子亲自撰写。这本身就是让别人咀嚼了一遍,重新让别人解释过了的话,而不是孔子自己原汁原味的话,这样一来,自然是要靠别人的评价上位。一个人留下白纸黑字的东西多了,逻辑性又强,可解释的余地就不大。比如苏格拉底“或者“柏拉图”可解释的空间就远比孔子要小得多。而同为儒家代表性人物,孟子可解释的余地也比孔子要小得多。因为孟子“述而又作”,好歹有一本近四万字的小册子。

儒学的解释方式主要有两种。第一种解释方式叫“我注六经”,就是追求圣人经典的本义究竟是什么。这本来是一种类似考据的学问。要靠理清文本的话语背景与相关证据,特别是内在的逻辑结构来进行解释。所有的解释必须追求来龙去脉,追求有文本依据。力求遵循原着的意思。这种方式后来被清代安徽桐城派概括为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“三位一体的论学论文方法。姚鼐首次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义理、考证三者相统一的观点,树立了桐城派文论的纲领和旗帜。也就是所谓的考据派。这种解释派还算是老实的。但是所做学问,只能够称为“小学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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